浙派文脉

　　■特邀撰稿　任道斌（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两浙大地，山川锦绣，风光如画。其地无流沙，无冻土；北邻波光粼粼的太湖，东界浩瀚无边的大海，南峙雄奇秀丽的雁荡山，西有风烟俱净的新安江。天台石梁飞瀑，喷珠泻玉，气韵生动；富春逶迤群峰，草木华滋，山峦浑厚；宁绍平原一望无垠，绿野如砥；嘉湖大地河湖纵横，桑竹遍野；仙居丽水，山清水秀，烟云飘渺；金华兰溪，曲江如练，渔舟晚唱；钱江潮排山倒海，动魂惊心；大运河平流千里，缓如摇篮。省会杭州更是山不高而起伏，水不深而清灵，拥西湖明珠，秀冠东南。全省四季分明，春含濛濛之雨，夏照炎炎之阳，秋多爽爽之风，冬有霏霏之雪。奇幻的气候，气姿的山川，形成了物产的丰富，水产、疏果、稻米等成为两浙人民富有智慧的营养；四季不同的环境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活跃。故而浙地不仅可观可望、可游可居，而且浙人智慧出众，刻苦勤劳，历史上两浙多国税，多进士，就是很好的明证。山川如画必钟灵毓秀，物阜民丰必艺文典雅。美丽富饶的浙江，还有着悠久的美术发展史。

　　早在７０００年前，河姆渡人就在器物上刻下了古朴的动物图；而在５０００年前，良渚人已经能制造精美的玉器饰物；东晋时，王羲之在绍兴的茂林修竹间写下了潇洒宕荡的《兰亭序》；元代时，黄公望在富阳春江沙渚畔画出萧散平和的《富春山居图》。就画家而言，浙江名流辈出，三国时“佛画之祖”曹不兴，唐代画僧梵隆，宋朝的刘李马夏，元朝的赵子昂、钱选、王蒙、吴镇，明代的戴进、徐渭、陈洪绶，清代的金农、赵之谦、任伯年，以及近代的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莫不在两浙大地上为中国绘画史留下经典之作。

　　浙江人的热爱美术，还体现在收藏风气的不绝。明代的金华宋濂、嘉兴项子京，清代的钱塘高士奇、吴兴庞莱臣，近代的龙游余绍宋、南浔张葱玉，皆是彪炳史册的收藏家。不仅如此，近代以来，仅杭州孤山一隅，就孕育了蜚声中外的金石书画团体“西泠印社”和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学府“国立艺术院”（曾名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浙江美术学院，今名中国美术学院）。如此深厚的人文积淀，自然使浙江绘画之树，独秀于中国美术之林。

　　然而，早在５００年前的明代，艺坛就有“浙派”之称。明人陆深还在《春风堂随笔》中，称当时“浙派”的代表人物戴进为明朝“第一画手”。到了明末，美术大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指出，“浙派”的声名显赫，不仅在于浙江有为数众多的画家，还在于形成了独特的画风。据日本的中国美术史专家玲木敬教授《明代“浙派”绘画研究》，当时“浙派”的成分，已不局限于浙籍画家，还包括受“浙派”风格影响的画家，以及流寓浙江的画家。从这个意义上看，“浙派”的影响已超越了地理的范畴。正如上海大学徐建融教授所说，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其主要骨干和挂帅人物依然是“浙派”，像任熊、蒲华、赵之谦、钱慧安、任伯年、吴昌硕、王震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浙江绘画的发展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改名浙江美术学院）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顾生岳、宋忠元等中青年教师为代表的人物画家，弘扬国画优良传统，兼汲西画有益养分，深入社会生活，反映时代风貌，创作了《两个羊羔》、《粒粒皆辛苦》等形神俱美的优秀作品，使一时颓衰的中国画面目为之一新，成为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百花齐放”的象征之一，被世人称为“浙派人物画”而载入美术发展史册。“文革”之后，以吴山明、刘国辉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人物画家，继承发展“浙派人物画”与时俱进的学风，立足传统，不断创新，讴歌中华民族的振兴，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既促进学院中国画系的山水、花鸟、书法与篆刻专业的共同繁荣，又拉动了浙江绘画与美术的整体发展。

　　浙江的美术发展，已与浙江私有经济、外贸经济、环境保护的发展一样引人瞩目，被称作中国画坛的“浙江现象”。中国画坛的“浙江现象”，不仅在于浙江中国书画创作的繁荣，还在于浙江中国书画理论研究的兴盛，学风的科学与扎实。浙江著名的书画家大多有中国美术学院或西泠印社的学术背景，或为学者、教授出身，就是明证。他们酷爱浙江大地，酷爱浙派优秀传统，酷爱现实生活，以笔以墨抒写对浙江的情有独钟，和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并借此赤子之心，报答祖国母亲与炎黄祖宗。

　　▼清　张宗苍　西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