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友望

　　从杭州沿着长深高速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无锡宜兴吴冠中美术馆。从东晋顾恺之到元代倪云林，再到当代的徐悲鸿、吴冠中，无锡盛育美术大家。吴冠中（１９１９—２０１０），当代著名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他异常勤奋，“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多”。他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妻子则成全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虽然吴冠中的艺术成就享誉世界，但他却说，“我负丹青，丹青负我。”他自认搞了一辈子的丹青，却并没有画好，所以说他负丹青；而他应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他。

　　十七岁“误入艺途”

　　吴冠中出生于江苏宜兴北渠村，父亲是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母亲为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吴冠中入小学后学习成绩经常名列第一，经常被人赞叹：茅草窝里要出笋了。家里尽一切努力，砸锅卖铁，吴冠中如愿考进了无锡师范，后又想工业救国，改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

　　在浙大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暑假军训中，他认识了编同一个班的国立杭州艺专预科的朱德群，一次朱带我参观艺专。十七岁的吴冠中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让他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从此他一心拜倒在美的脚下，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他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电机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

　　抗战爆发后，吴冠中随着杭州艺专奉命内迁，靠着教育部为沦陷区学生每月发放五元贷金，这微薄的贷金养育了他的艺专生活。其间，他本来国画和西画两样都学，但潘天寿提出将中国画分开，他开始因崇拜潘而进入中国画系，后来又感到不能发挥色彩效果，再转回西画系，又多读了一年。

　　仅有两个留法学画名额

　　画家陈丹青曾撰文说，“上世纪赴欧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鸿和林风眠，继之有三十年代的吴作人和吕斯百，到了四十年代，就是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

　　在杭州艺专，校长是林风眠，教授有吴大羽、刘开渠、雷圭元等，很多都是留法而归，教学方式和观点几乎都是法国美术院校的翻版，而图书馆的画册和订阅的期刊，多半来自于法国，吴冠中爱上塞尚等法国印象派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二战结束后，他便努力攻读法文，希望到巴黎去留学。日本投降不久，教育部考选战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其中居然有留法绘画两个名额。吴冠中以第一名考中了绘画，于１９４７年赴法国深造。

　　吴冠中做梦一样来到久已向往的艺术之都巴黎，他走遍巴黎博物馆和画廊，看遍古今中外的艺术名品。随后他进入法国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在苏弗尔皮教授工作进修油画。苏弗尔皮教授的一些观点，让他如醍醐灌顶：原来“漂亮”和“美”不同。“漂亮”是贬义，当你描绘一个客观事物，为了真实而过分执念于琐碎细节的塑造，是“无谓的渲染”，而艺术家追求的“美”应该“像饿虎扑食，咬透捕猎物的灵与肉”。巴黎的学艺经历，重新定义了吴冠中的审美，在那里接触到的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和色彩力度，为他后来“艺术形式美”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吴冠中特别崇拜苏弗尔皮教授，他永远记得教授说过的话：“艺术有两条路：小路作品娱人，大路作品撼人。”１９４９年末，同在法国的“三剑客”赵无极、熊秉明和吴冠中，就要不要返回祖国进行了著名的彻夜长谈。１９５０年，吴冠中一个人带着多彩的艺术梦想，从法国归回新中国。回国前他曾致信画家吴大羽，说：“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

　　数平方米的画室

　　吴冠中从回国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总是背着沉重的油画箱和一叠三合板，往往靠着两条腿跋山涉水，在深山丛林中搜尽奇峰打草稿。七十年代初下放农村劳动，没有画具，他就用农民的粪筐做画箱和画架，用小黑板做画板，在田间地头作画，被称为“粪筐画家”。七十年代中期，他开始画水墨画，只有笔墨，连画毡都没有，曾用旧报纸、旧床单做画毡，效果不理想，后来，用其子从内蒙古穿回来的毡靴，剪下缝补而成的两尺见方的一块毡子，成为了他的第一块画毡。后来，荣宝斋知道了，送来画笔、纸张、画毡，他终于可以画大幅的作品了。

　　晚年，他一直“蜗居”在北京方庄一个居民楼中，在狭窄的“袖珍书房”里，除了靠墙两个装满画册和书籍的铁架子，就是临窗一张比课桌略大的书桌和一张椅子，椅子拉开就几乎顶到了书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吴冠中的作品创造了无数艺术珍品，拍卖价格屡屡创新高，甚至高达数亿元。

　　有人曾问吴冠中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说，“除了勤奋，主要是苦难。”美术界称吴冠中是绘画的苦行僧，他在外写生，往往在烈日下，中间不吃不喝，人们称他“依靠光合作用获得能量的画家”，殊不知，从他的童年开始，就充满放牛、割草、吃苦菜的艰难生活，在这些生活的“万花筒”中，他看到了绮丽而变幻的色彩世界，他要尽写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留下三千画作

　　吴冠中的艺术大师地位，并非全来自油画，而是他那些颇受争议的“彩墨画”。他的老师林风眠在中西合璧改造中国画方面做过许多有益的创新，而吴冠中的“彩墨画”在色彩和构成的探索中无疑走得更远。

　　吴冠中于绘画深入骨髓，说明基因里似乎都有绘画，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含羞草，一碰到就啰唆”，只要一涉及艺术，就不能自拔，更不用说画画了，往往从早餐后开始画，不间歇地画到下午、傍晚、深夜，直到画完才休息或吃饭。有人问他这一生画过多少作品，他说，“记不清了，两千幅总有了吧，也许三千幅以上？不知道了！”但是，他说，“我画过的每一幅都清清楚楚。因为都不是随便画的，我从来都是有了想法才画，否则不画。再说，它们都是自己的孩子，走得太远，做父母的也不会不认得。”

　　吴冠中喜欢画画，还喜欢“毁画”。在《毁画》一文中说，“我早下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种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将有遗憾的次品一批批，一次次张挂起来审查，一次次淘汰，一次次刀下留人，一次次重新定案。一次次，一批批毁，画在纸上的，无论墨彩、水彩、水粉，可撕得粉碎。儿媳和小孙孙陪我整理，他们帮我展开六尺以上的巨幅，一同撕裂时也满怀惋惜之情，但惋惜不得啊！我往往教儿媳替我撕，自己确乎也有不忍下手的隐痛。”就这样，他先后毁掉５００多件作品。吴冠中的画价高，人们常说，他每毁一幅画，就等于“烧毁一座豪华房子”。可是，他却始终画到老，“毁”到老。

　　吴冠中曾说，“毕加索、米罗、高蒂的主要代表作品都留在自己的祖国，而他们的艺术却是属于全世界的。”一向视画如命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把他的代表作品无偿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而他只留给每个孩子一两幅做纪念。他告诉家人说，“搞艺术不是为了赚钱。房产、现金可以留给你们，但我的画是社会公产，应该还给社会。”

　　笔墨等于零？

　　吴冠中在青年时代就热爱鲁迅，１９９９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先生说过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五十年．．．．．．”也因为他遗世独立的“横站”，他逐渐打通了西画和国画、艺术和工艺之间的藩篱，作为一座高峰横立于艺术之林。

　　在艺术创作中，他认为最重要的在于思想和感情，“思想、感情——没有思想的感情平庸，光有思想限于犀利。鲁迅先生是既有思想也有感情。”他晚年曾深切地说：“说真话是鲁迅给我的影响，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去实践这一点。”他还说，“宜兴绍兴都是兴。鲁迅的故乡在浙江，所以我的艺术故乡也在浙江。”１９５０年，正在巴黎学习的吴冠中毅然选择了回国，在归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始终不代表主流而被边缘化，但他矢志不移，始终以东方绘画艺术的使命来要求和鞭策自己，坚持做一个有脊梁的中国文人。后来，他有机会说真话，道真言，他率先提出“形式美”的讨论；以“风筝不断线”来呼唤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以“笔墨等于零”来激起笔墨当随时代的论争；甚至一再提出“改革美协与画院”的呼喊；他说，“那么多的画家，抵不上一个鲁迅的功能，少一个鲁迅中国的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不会”；他还说，目前美术界存在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体制问题”，“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或许可以这样说，吴冠中就是美术界的鲁迅，他敢说敢做，“为艺术而战”，始终以一个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不屈意志向社会的积弊挑战，他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心灵良知，发出文化拯救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