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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西安半坡陶文是刻画符号而不是文字，殷墟甲骨文才是汉字最早的文字形态。它符合作为文字的四大要求：１．表意、２．符码系统有规律且可重复、３．书写而不是描画、４．抽象而不具象。其后则是金文篆书、隶变，草讹、楷正，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汉字史，又因为各代各域的艺术家的介入，构成了一部同样波澜壮阔的书法史。
甲骨文之前的准文字符号
西安半坡陶文基于仰韶文化距今六千年，这是依靠碳１４＋的科学检测得出的年代结论，无可动摇。殷墟甲骨文距今３４００～２７００年前，所谓中华文明三千年，其年代计算即大略出于此。当然因已有纪年，也毋庸置疑。
３０００年到６０００年之间，应该还有相应的文明形态存在。殷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了，但商前有夏，成熟的文字系统之前，必有一个已有文字意识却尚未成系统的阶段。西安半坡陶文是简单的独体刻画符号，尚未有组合，表意过于简单，因此作为“可重复”与“规律”的特征不强。学者们也大都认为半坡的刻画符号并不足以构成文字系统。之所以说它是符号，正是据其缺乏系统，只是简单标识而已。有个别学者也认为，其已经可算作文字。但约定俗成的观点是，刻画符号的称呼更稳妥而保险，不会引来纠缠争议。
介乎两者之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年代是在史前两千年左右，合公元后的两千年，约为４５００～２８００年之间。正处在西安半坡刻画符号和殷商甲骨文系统文字之中间区段，亦即是构成了考古意义上的六千年前（半坡·陕西）、四千年前（大汶口·山东）、三千年前（殷墟·河南）这样的一脉三环的文明进展脉络。它的文字研究形态，按逻辑按规律应该是１．单体刻画符号——２．复合组合准文字符号——３．表意组合复杂文字系统。既然１是半坡，３是殷墟，那么这个处于中间转接状态的２就是大汶口，其传世出土的文字形态，是否真如我们所推断的那样呢？
大汶口陶文中最有名的符号，是一个组合体（而不是半坡那样的单体）。分为日、云、山三个部件，上下重叠。日在最上，云居中间，山为底座。如果是三个不同表意的符号，那么三段应该各有所据，而不会叠在一个空间里。这时候的刻符，日是太阳，画个圆指代；云是飘动，弯弯翘角；山是峰峦，蜿蜒而行。可以是一个最直白的思维和看图识字（符号）。但是重叠组合之后，其涵义就复杂多变起来，指日？指云？指山？都可以是却又都无法简单确定。
大汶口陶文“炅山”诸家说
围绕这一符号究竟有否表意？是否文字？各家论说纷纭。
于省吾先生认为这一符号上象日，中象云气，下象山有五峰，故合之释为“旦”。他认为，距今四千年前的龙山（大汶口）文化，已经有了用三个偏旁部首构成的“会意”字，可以推断已经有了由半坡以降的简单独体字进化到复合会意字的条件。（见于氏：《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
唐兰先生则释此字为“冏”，今读炯。上是太阳，中有火，下是五峰山，表示在烈日下山上起火之意。又另一字释“炅”日下有火，同一意。他认为两字详略不同，但既有重复，则应该是文字表意时的反复使用的正常现象，而与符号的偶然单独使用方式不同。（唐氏《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文》）。当然，唐先生的结论，也遇到很多质疑。
李学勤先生把此字释为“炅山”。他指出，民国时流落海外的几件玉器上也刻有“炅”字。玉器属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近邻。陶器玉器两种器物上发现同一个“炅”字，表明它的传播与通用性。这正是文字的特征所在。（李氏《古文字学初阶》）。
于省吾释“日云山”符号为“旦”字，不太有说服力。一横通常表示地平线，与火关系不大。而唐兰释“冏”、释“炅”，同一图形符号释两个相异文字，显然也有问题。因为它明显应该是一个字的繁简写法不同，而不可能是两个字。但他认定这是夏代少炅部族文化的族名或族徽而有兼作文字应用的情况，却是独具慧眼的。少炅国的首领蚩尤，正是与炎、黄二帝同时的。因此，炅字应该是夏文字的雏形阶段，并且它是“会意”字，是表意的。
李学勤释“炅山”、“炅”与唐兰异曲同工。并以玉器上也有同一“炅”字而认为它本应该是一个部族名（或族徽），但因横跨山东、江苏、浙江的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因此必有文字通用的功能。目前看来，这一解读较合乎情理。当然，于省吾先生释“日”又释“云”；而唐兰先生则释“日”又释“火”；日字的认定大家都没意见，但云乎火乎？恐怕又是一个可以引发争论的关键点。
但有一点是我们最关心的：“日、云（火）、山”合体会意组合字，与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半坡仰韶文化的简单刻符多釆用独体孤立形状相比，肯定是进了一大步。合体、组合、会意，以表达相对复杂的意思，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必然要经过的文字演进阶段。大汶口文化的“日云（火）山”组合字即“炅山”字，上承陕西半坡陶文简单的独体刻符而加以组合会意，下开河南殷墟文化甲骨文的复杂组合文字系统，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中转之链，又以山东陶文而比照于浙江良渚玉器的同一符号现象，让人浮想联翩，对古代的汉字文明又可以产生一种新认识。
——只是，这居于中间的符件，到底是“云”还是“火”呢？
陈振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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