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智军

    一个人的一生，62种著作、1600万字，70年日课不休，这就是王伯敏。世人称之为当代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权威学者、诗人、画家时，王伯敏却说：“我只是个美术研究者。绘画是读书余事，只有有空了才画点画，我一生的成就不大。”

    也许在他心目中，唯一能够自豪的，就是向来不浪费时间，“余立日课，已有70个春秋，以读书、行路为日课，诗书画为读书余事，煮茶、造石、夜坐为副课也。”在他的一生中，“学做人，修作业，日日进行，寒暑不间断”。

    西洋画系的国画家

    王伯敏原姓阮，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父亲阮仙全是一个普通的雇农。一岁多时，因家庭贫困，王伯敏被卖给浙江温岭城里的王家。由于两个县都属于台州，所以后来有人问他时，王伯敏就干脆说是台州人。

    6岁时，他到温岭恒昌私塾读书，私塾的先生为他起名王伯敏。年龄稍大后，又到温岭县立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开始学习画画、写诗、填词，画坛巨匠潘天寿曾赞他“不仅专史，能诗又工画, 实在难能可贵”。王伯敏画画最早的启蒙老师就是《芥子园画谱》，13岁时曾作诗《登石牛岭》：“三月西城外，烟笼岭下川。石牛无个事，日日卧山巅。”由此引发了他对绘画与诗歌一生的热爱，这首小诗也收录在他1999年出版的诗集《柏闽诗选》中。

    熟知王伯敏的人，常会说起他的一个习惯，夜深之时，一壶茶，一个人静思，兴之所至，诗句脱口而出。他的好诗、擅诗也广为众友推崇，常与沙孟海、诸乐三等老先生合作挥毫，往往墨迹未干，珠玑之句已成。

    中学毕业后，王伯敏便受聘于乐清师范担任国画教师，也就在这时，留下了一个“闭门读书，不会客、不看山、不出房门吃中饭”的美谈。浙大教授夏承焘也在该校兼课，看到王伯敏如此刻苦，两人缔忘年之交，王伯敏也由此又学得了不少诗词方面知识。

    1942年2月，王伯敏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虽然王伯敏读的是西洋画系，但由于他喜爱中国画，“只要有时间，我就往国画系跑。所以毕业后至今, 许多老同学都认为我是读国画系的。”当时在上海有个青年画家比赛，西画系的王伯敏拿着国画山水作品去参加，结果还得了第一名。

    走近美术史

    也是在上海美专，王伯敏开始对美术史产生兴趣，当时教中国美术史的是俞剑华先生。除了听讲，他还经常到俞先生家里听取教诲，而俞先生也不时送其资料，并介绍王伯敏到藏家处看名画开阔眼界。王伯敏曾在1987年撰文《不忘贤师 不忘母校》，对众位教导他的老师以志纪念与感恩。写到1946年春天第一次见俞先生，“那时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一开头，他就严肃地说，‘我讲的是中国美术史。请记住，中国人应该学，中国的美术学生更应该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学，这是读书，也是爱国。’这几句话，意味深长，我把它全铭刻在心底里，建国后，我当了中国美术史的教师，在我第一次讲中国美术史课时，就引用了俞老师的这几句话。”

    王伯敏称，“上海美专给了我一生读书、做学问的新起点，我对美术史学习发生兴趣，并确定这门学科是我专业研究的学术方向，也就在上海美专。所惭愧的是，这数十年来, 我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不深，未能作出好的成绩来。”而王伯敏写下这段话时，他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等书已经面世，并获“三史罕人”的美誉。

    上海美专毕业后，王伯敏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研究班深造。当时上海美专的校长是刘海粟，北平艺专的校长是徐悲鸿，为此李可染还专门叮嘱王伯敏，不要说自己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就按同等学力去考试。

    在北京，王伯敏上午到徐悲鸿那里听讲意大利文艺复兴、佛罗伦萨教堂的雕刻与绘画，下午到黄宾虹那里学国画，同时还在北大做了旁听生，如饥似渴地开始苦读。也是在北京，王伯敏正式拜黄宾虹为师，而黄宾虹送给他8个字“写史要实, 论理要明”，他牢记终生。

    王伯敏曾说，“在我心里，老师有四种情——一种是我的长辈，我很尊敬他，他的言行，会给我不少启发与教益，例如夏承焘、唐兰等；一种是考入学校后，给我讲课的人，譬如刘海粟、徐悲鸿、李可染等；第三种是我按照传统形式，点烛铺毯跪拜的，譬如黄宾虹，还有我的私塾业师林子谦；最后一种是‘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凡在做学问上对我有教益，甚至‘一字师’，都是我心目中的老师。”

    案头 书本 行路

    王伯敏曾说，“我的简历很简单，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我别的没有，在机关当干部还不到半年。我不喜欢搞机关工作，以研究为志向。从幼时读书开始，一直到后来任教中学、大学，我主要的时间都在学校。一个是案头、书本，一个是行路，主要就这两个。”

    就在王伯敏简单的简历中，却累积了不简单的成就。一生编著62本著作，1600多万字，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绝不为过。而编写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中国绘画通史》、《中国版画通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民间剪纸史》、《敦煌壁画山水研究》、《中国画构图》、《唐画诗中看》、《古肖形印臆释》、《水墨画纵横谈》、《黄宾虹画语录》等等，无一不是精心之作。他创造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诸多第一次、第一本、第一部……

    从1950年开始做美术史研究，他的一生一直恪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信条，所以，在他的书斋尚有无以计数的学术卡片。他又力倡“不行万里路，等于废弃自己的耳目”，从而在完成每一部著作前，都要先实地考察而后动笔。因此，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地他无不走遍，有些地方甚至不止一次去考察。

    2005年，王伯敏完成了他的《中国民间剪纸史》并在后记中写道：“1999年我75岁，曾想过在我一生的学术计划中，还有三部美术专史要撰写而未完成。这三部史，一是《中国边疆美术史》，二是《中国岩画史》，三是《中国民间剪纸史》……及至80岁，我冷静下来，认为要完成上述三部美术史，只能是梦想了。”然而，这个梦想，又让他坚持完成了《中国民间剪纸史》。

    “诗、书、画是我一生读书的余事。到了晚年，画得多一些，有时‘落墨灯前不令闲’。半个多世纪，书剑长随。要求自己做个读书人。要做读书人，务必多读书，多行路。作为画画的人，还要师造化，不乏内营丘壑之功。对此，我只能说自己向这方面努力着。”2013年12月29日晚，王伯敏先生仙逝，几个月前写下的这段话，见证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