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风

　　文／不群

　　“ｔｈｅ　ｗｉｎｄ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ｌｏｗｓ（自由之风）”，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我以为，这与中国大写意画之精髓也相当契合，大写意强调“不似之似、神似之”的意象造型，也正是体现了“自由无阻”这一深刻含义。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其艺术语言首先是造型，大写意画面上的物象来自自然，但已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象，而是注入作者主观思想感情重新塑造的物象，此即“意象”，它打破“形似”，突出“神似”，融会贯通了作者个人审美观点以及艺术追求，谓之“大写意”。

　　我师从大写意一脉，而我的师祖李苦禅师从齐白石。白石老人出身木匠，他以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在题材上拓展了文人画的题材束缚，正是他在“形”与“神”之间自由无阻地出入贯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他的作品外在现实与内在情感相互生发，又互为所长。李苦禅早年就读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师从林风眠先生，后又投入齐白石门下，所以苦禅宗师的大写意画吸取了中西合璧的艺术精神，又兼以武人的精气神，他的画笔墨雄阔，酣畅淋漓，画风以质朴、雄浑、豪放著称。

　　我１５岁参军，在６年的军旅生活中，与书画艺术结下奇缘，并有幸得从苦禅宗师的入室弟子邓锡良为师，从此我与邓老师的师生缘持续３０年，直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先生驾鹤西去。１９８８年，我退伍后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美院毕业后颠沛流离，在生活以及个人情感上都陷入困境，极其需要在艺术上寻找到火山一般的爆发口。

　　江南梅雨，是个缠绵的季节。我租住在一家农舍的陋室，湛然清净，足不出户，赤膊挥毫，在满地的白纸上，尽情挥洒，创作出了以《相依》为代表的一大批彩墨作品。

　　这批作品借鉴了中国远古文化及民间艺术，以中国画的水墨技法，挥写之外参以拓、染、冲、印和拼贴，广泛采用了泼墨泼彩、破墨破彩，将墨与彩、墨与水、彩与水的关系置于整体调度之中，偶然与必然互相生发，极尽变化之能事，创造出一片虚实结合、动静相参的梦幻世界。幻化的背景使作品的外延迅速扩大，丰富了视觉层次，扩大了画面景深。在幻化背景之外，还以实景造型穿插期间，与虚幻相呼应。有形与无形相映衬。

　　造型的钝化，可以说是我的绘画的另一个特点。钝化的特征表现为，物象轮廓的高度概括、收敛、秃、钝、朴拙、敦厚、含蓄、纤巧、轻灵、尖露。泯去锋棱，趋向圆形。富于装饰性而尽可能地回避了物象的真实状态。具有比较典型的符号化特征。

　　符号化的物象处理虽然是中国画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在好手笔下，每一个符号都须经过自心剪裁，以不随人作计为宗。白石老人在题画中对此强调有加，是这种理念的典型代表。在我的笔下，常常出现一种略呈纺锤形的无名鸟，均做正视，喙被处理成Ｘ状。这种符号化的“不群鸟”栖息自得，不论是高枝抑或笼处，均有超脱之致，鸟所形成的相似块面有如音符，高低错落，与画面中的其余点线交织出梦幻曲的旋律，而视觉艺术的最高境界正是趋近于音乐。

　　我绘画的另一大特点是色彩的异化。白色的猫头鹰、火红的小鸟、朱砂色的竹子……中国画的设色从来是外抽自然之象而内得心源，从不为物所累，“意足何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臬。”重要的是颜色在笔下，已不单单具有随类赋彩的使命，而是变得随己所欲，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正是由于获取了这种自由，我充分利用了色调的对比，呼应，改换了物象的原有色相，而将色彩作为营造画面整体效果的有机因子，赢得了整体的和谐。

　　今天，我看到斯坦福大学“自由无阻”的探索精神，也有感于中国大写意似与不似之间的“自由”之法度，深深感叹，真理永远是无国界的，艺术永远属于全人类！

　　（此文系根据作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内容整理而成）